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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志常識

史官的腰桿 文人的筆桿


發布時間:2014年06月09日

地理學家遇到難題 

 

      提起地方志,很多人比較陌生,那我們就先從一件趣事說起吧。 

      香港著名國際地理學家陳正祥教授,曾長期擔任國際地理學會各相關委員會委員和主席。有一次,聯合國有關部門給他下達了一項特殊的任務:提供中國蝗蟲災害分布圖。 

這可把這位大地理學家難住了。中國不僅沒有此類地圖,而且也沒有資料來編繪這種特殊的地圖。時間一天天過去了,陳正祥能不急嗎? 

      可想而知,那些日子里,陳正祥的腦子里一定裝滿了可惡的蝗蟲,他不由得想起了驅蝗之神劉猛。過去,人們飽受蝗蟲之害,無奈之時,自然就把希望寄托于神靈,于是有了傳說中專門驅除蝗蟲的神——劉猛將軍。遭受過蝗災的地方往往建有劉猛將軍廟、蟲王廟、八蠟廟等。中國的農民很窮,不是迫不得已,他們是不會勞民傷財去建廟的。因此他推斷,建這些廟的地方,一定發生過嚴重的蝗蟲災害。 

      可這些廟址哪里會有記載呢?他想到了素有“地方百科全書”之稱的地方志。于是,陳正祥查閱了3000多種地方志,將建有此類神廟的地方一一標注在地圖上,繪成了《中國蝗神廟之分布圖》。他又根據地方志對蝗災的記錄,計算出了蝗蟲出現的頻率,編寫了《明代北方蝗災之頻率》一書。陳正祥巧借地方志順利完成任務,受到海內外的廣泛贊譽! 

      “縱貫古今,橫陳百科”的地方志,歷史地位自然極其重要。難怪過去為官者中有句流行語:為一任之官,造一方之福,修一地之志。俗話說“新官上任三把火”,新上任的官員,必先做兩三件于百姓有益的事。宋元以后這些事就特指斷案、減賦稅和修志。不過修志畢竟是一項浩繁的工程,遇到社會動蕩之時,想修志也未必能修成。 

 

趙匡胤所敬畏的人 

 

      修地方志,也即古書中說的方志或志,有著悠久的歷史。 

     古時沒有獨立的地方志,志最早存在于史中。據說黃帝時期,倉頡為左史,沮誦為右史,二者都是史官。此后歷代都設有史官,其職能是記錄當時發生的有一定意義的事件,兼有輿論監督作用。春秋時期晉國的董狐就是很有名的史官。 

 據記載,晉靈公十分昏庸殘暴,大臣趙盾曾多次進諫,晉靈公竟然設計要殺害他。趙盾為了避難,被迫逃亡國外。  

      后來,趙盾的一個親戚找機會殺死了晉靈公,為趙盾報了仇,并立了新國君,還把趙盾接回來官復原職。根據當時的觀點,臣子弒君是不忠不義的表現。因此,不想承擔弒君罪名的趙盾,看了史官的相關記載后十分生氣,對董狐說:“晉靈公死的時候我不在朝中,怎么能說是我殺的?你這樣亂寫,是誣蔑朝廷命官,是要被殺頭的。”  

 董狐不慌不忙地回答:“你那時雖不在國都,但你現在身為晉國大臣,卻從未追究過弒君之人的罪責,說你不是這件事的主謀,誰也不會相信。”趙盾一聽,覺得也是這么回事,但他還是說:“你修改一下吧,改了對大家都有好處。”董狐卻說:“我的職責就是真實地記錄歷史,而修史最重要的就是真實,黑就是黑,白就是白,來不得半點虛假,否則就是欺騙后人。丟了腦袋,對我而言是小事,但丟掉了作為一個史官應有的節操,就是大事了。” 

      史官的威信就是靠董狐這些人樹立起來的,所以,后來連皇帝也害怕史官。 

 有一次,宋太祖趙匡胤罷朝后一直悶悶不樂,時間長了,內侍王繼恩忙問何故。宋太祖說:“早上前殿指揮一事,偶有誤失,史官必書之,故不樂也。”眾所周知,宋太祖趙匡胤陳橋兵變、黃袍加身之后,又“杯酒釋兵權”,使自己的統治地位穩如泰山。這樣一位開國皇帝“偶有誤失”,竟然怕“史官書之”,足見史官之威。 

 

為陸機揚名的《洛陽記》 

 

      后來,志逐漸從史中分離出來,但與史仍有千絲萬縷的聯系。作為記載一個地方一定時期自然和社會狀況的資料性著述,修志如果脫離了歷史事實,那是無法想象的。所以,從某種程度上說,史與志還是“難舍難分”,現在我省的地方志機構仍是史志合一。 

      地方志大致經歷了隋唐以前的初創時期、隋唐發展時期、宋元定型時期、明清鼎盛時期及新中國的繁榮時期等發展階段。 

       洛陽方志的編纂機構最早建于周代。《周禮·春官·外史》記載:“外史掌四方之志。”《周禮·地官·誦訓》記載:“誦訓,掌道方志,以詔觀事。”外史、誦訓等都是方志的管理、編修機構。但那時的地方志只是志書的雛形,組織形式、名稱、內容、體例等,都與實際意義上的志書有很大差別。西晉陸機的《洛陽記》和北魏楊炫之的《洛陽伽藍記》,是這一時期洛陽地方志的代表之作。 

 陸機文才出眾,和弟弟陸云齊名天下,時人號稱“二陸”。陸機一生著述頗多,當時流行于世的文章就有三百余篇。不過,他想不到的是,他的《洛陽記》會在洛陽方志史上樹起一座豐碑。陸機的《洛陽記》主要記述了東漢、曹魏、西晉時期洛陽城內宮殿的方位、大小及功能。譬如書中記述:東漢承風觀“在南宮,高閣十二間”;太學“在開陽門外,去宮八里,講堂十丈,廣三丈”;曹魏承明門為“后宮出入之門”。想必在洛陽生活期間,陸機曾對不少建筑和遺跡尋訪考證,耗費了不少心血,要不然就不會有《洛陽記》揚名于世了。 

 

折射洛陽盛衰的《洛陽伽藍記》 

 

      陸機著《洛陽記》后,又有其他人著的三部《洛陽記》問世,但無法和陸機的《洛陽記》相提并論。也許是受陸機的影響,隨后出現了不少類似的志書,如《洛陽宮殿名》、《洛陽宮殿簿》、《晉宮閣名》、《西晉洛陽圖》等,體現了洛陽方志纂修者初期的方志意識,即分門類纂修志書的構想。可惜這些早期志書已佚失,僅有少量文字散存于《元河南志》、《唐兩京城坊考》等書中。清代學者王謨有多種輯本存世,收于《漢唐地理書叢抄》。 

       繼陸機之后,在洛陽方志史上“大放光芒”的是北魏楊炫之的《洛陽伽藍記》。 

 楊炫之是北魏平郡(今河北省遵化縣)人,曾任北魏撫軍司馬,在京城洛陽為官,對洛陽有深厚的感情。北魏分裂成東魏和西魏后,楊炫之跟隨孝靜帝遷到鄴城居住。若干年后,楊炫之再次來到洛陽,看到昔日繁華的洛陽城,歷經戰亂后已是“城郭崩毀,宮室傾覆,寺觀灰燼,廟塔丘墟,墻被蒿艾,巷羅荊棘”,凄涼之景使他頓生痛惜之情,便拿起筆來,記錄舊事,描述古跡,于是就有了流傳后世的方志專著《洛陽伽藍記》。 

     《洛陽伽藍記》共分五卷,以京城洛陽佛寺的興廢為主題,記述了當時洛陽的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人物、風俗、地理及掌故舊聞,反映了北魏王朝和京都洛陽的盛衰演變。楊炫之經過精心構思,運用流暢生動的語言和高超的表現手法,準確地描繪出京城洛陽的巨幅圖畫,使人們清楚地看到了當年洛陽雄偉的城郭,富麗堂皇的宮殿、官署,隨處可見的亭、臺、樓、榭,豪華的貴族庭園及壯麗的寺廟。 

 

    “超級神童”的洛陽志書情 

 

      隋唐時期,洛陽城市志的纂修進入成熟期,史志修纂工作逐漸受到官方重視。雖然這一時期官修史書之風頗為盛行,但文人著述仍顯示出巨大的影響力。 

 其實,隋朝大業年間,我國歷史上大規模、有組織的修志活動就開始了。唐朝時修志工作已經形成了固定的制度。唐德宗建中元年(公元780年)曾下詔:州郡圖經每三年編纂一次,后改為五年一次。同時還規定,如果州縣有變化或有山河改移的情況,則隨時編纂。由于皇帝的提倡,修志工作越來越受重視,連唐太宗的第四子魏王李泰,也主修了全國性地理總志《括地志》。曾兩次任宰相的李吉甫也編纂了《元和郡縣圖志》。 

 當時的洛陽是世界性的大都會,許多全國性的志書是在洛陽完成的。同時,洛陽方志的纂修工作也進入了成熟期,其中尤以韋述撰著的《兩京新記》最具有代表性。 

 唐王朝結束戰亂、統一天下后,對圖書的搜集工作十分重視。高祖武德年間,他下令在民間購募遺書,重賞錢帛,并令人用楷書抄寫保存。唐太宗時又下令征集圖書,并派大學士進行校訂、整理,使國家圖書大增。在官府的影響下,民間出現了私人藏書熱,而且私人藏書的數量日益增多,已出現了萬卷以上的藏書之家,其中韋述家的藏書達到兩萬卷。 

 因家里的藏書多,使酷愛讀書的韋述有了良好的成才環境,他十歲時已讀了兩千多卷古書。正應了那句老話:“讀書破萬卷,下筆如有神。”他寫起文章來揮筆而就,十歲就撰寫《唐史》三十卷,真是一個“超級神童”。 

     《兩京新記》成書于開元十年(公元722年),是韋述撰寫的城市地理著作,全書共有五卷,現僅存三卷。1895年,曹元忠有二卷本《兩京新記》輯本問世,從其中的“東京”部分可知,該書仍是以記述隋唐洛陽城的宮殿、里坊、市場為主要內容,對研究那個時期洛陽城的城市建設及經濟文化現象很有借鑒意義。  

      唐代韋述撰著的《兩京新記》,開了中國城市志編寫體例的先河,此后的《元河南志》就繼承了其體例,也標志著志書新時代的到來。 ( 作者:劉保軍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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